一个寂寞的人，虽能引起他人的同情；但人之对于寂寞的境遇，总是容易引起哀伤的情绪。所以寂寞的境遇，总是不受一般人所欢迎的。
但是，人而真正能够忍受寂寞，安于寂寞，乐于寂寞，并且愿以寂寞为其终身之良友者，他将必然通过寂寞之路，透出于寂寞的氛围之外。他将会在寂寞之中，认识自己，认识他人，认识世间，认识世间的一切有情与无情；他将会发觉自己的缺陷，他人的缺陷，世间的缺陷，乃至一切有情与无情的缺陷；缺陷之中，产生忧患，忧患则与痛苦俱来；自己有痛苦，他人有痛苦，一切的有情众生皆有痛苦；因为自己有痛苦，自己是人，凡是人，必皆有痛苦；又人是有情的众生，凡是有情的众生，亦当皆有痛苦。自求解脱痛苦，故亦必能逐渐而发为救人救世的大悲精神。到此境界，吾人的人性，已从孤单与寂寞之中，升华而至于广大无际的无尽藏中，自己深入于民胞物与的无尽之藏，自己的心胸，亦将充塞于无尽之藏，并进而弥盖涵容了无尽之藏，此真所谓广大如虚空了。但是，虚空虽然容受万物，且以抚育万物为职志，虚空的本身，却是寂寂寞寞，无色无臭的。
因此，我们可以肯定地说：古来圣哲之士，不论出世的抑或入世的，他们皆从寂寞中来，那是毫无疑问的。虽由各人对于寂寞的运用有广有狭，对于寂寞的体认有深有浅，而致圣格与圣阶的范围等次，各有差别，然其认定寂寞之可贵，乃是一桩事实，即使他们未尝用过寂寞一词的字样。
人类思想的凝聚，必须有其冷静的机会；人格的升华，必先假以沉淀的时日。一缸混水，澄清之后，始能明净如镜而彻上彻下，但如不让其有休息的机会，时时均以器物搅之拌之，那是不会澄清下来的。
世间固有不假造作的天才人物，一出世来，即能显赫一时，但那总是浮浅的，好像肥皂的泡泡一样，也能吹得很大，也能在阳光之下发出绚丽的色彩，也能使人对之欣然而笑，然其彩色的生命是有限的，其为人们所留下的印象与影响也是有限的。
世上一般的所谓凡夫，总是不甘寂寞的，总是想尽方法，要使自己比他人好，要使自己站在他人的面前与上面，要使自己让他人看到，要使他人知道自己是比他人为好为高。所以一般的政客，口头上喊著为民服务，事实上却在踏著人民的背脊，登上自我高大的宝座，政客之所以不能成为伟大的政治家，端在他们的不甘寂寞，他们是为成全自我而利用他人；政治家之所以能够万民爱戴，留芳千古，原因是在他们的动机为救国家为救人民，能置个人的成败毁誉乃至生死于度外，他们为了达到自救救人的目的，可以接受天下人的反对，即使在天下人的一致反对之下，他们仍能我行我素。所以历史上的孔孟诸子，他们各有其政治理想的政治计划，但他们却未有一人是能即身而将自己的政治抱负全部实施的，甚至永远未能付诸实施的，可是，他们那种独立特行、独往独来而甘于寂寞的精神，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魄力，实在值得吾人深心向往。
吾人在寂寞的时候，不能不感到无聊，这是因为没有寂寞的习惯，未能将寂寞的境遇，看作知己的朋友，所以大家喜欢往热闹的场所跑，希望能有一些可以交谈的朋友，可以共同玩乐的朋友。但是人从热闹的场合中走回家里时，或当朋友们各自分散时，却会感到加倍的寂寞，好像自己是生活在古墓之中的木乃伊，孤孤零零，凄凄切切，冷冷清清，像一个无依的幽灵，像一只失群的小鸟。于是产生反常的心理：越感寂寞之恼人，越向热闹的场合里钻，越钻越感寂寞，越感寂寞越要找刺激。最后，心灵混沌了，肉体麻痹了，精神堕落了，整个的人生，也就毁灭了！
当然，凡是尚有一些自制能力的人，那是不会一直走下去的。普通的人，无聊的时候，可以看看书，写写字，听听音乐，时间也就打发过去了。但是，假如我像鲁滨逊一样，生活在一个无人的荒岛上，那里没有文明，没有文化，也没有任何的书籍，那时候，我是自杀呢？还是继续活下去？如果我是一个圣者，这倒正是我所求之不得的环境了，佛教的教主释迦牟尼，他要单独跑到雪山去枯坐六年，耶稣成道之前要到西奈山去独住四十昼夜，他们何尝是从书本中找智慧呢？所谓;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，物有本末，事有终始，知所先后，则近道矣。这是中国儒家的主张。书本之中，固可找到知识，真正的智慧，则非书本之中可以找到。所以佛教的禅宗，主张不立文字，主张直下悟入，明心见性。中国儒家，虽有悟的境界，但在宋明之前，殊少直接点出悟之重要者，到了宋明之后，因受禅宗的影响而标明了悟的观念，阳明的龙场悟道，便是一例。虽然佛教的悟道与儒家的悟道，在层次与成色上有其差别，但其悟的方法是一样的。如何才能悟道？首要在于知止，以不变而应万变，心不变动就是定境，心如止水，自可内外明澈，而能自悟悟他了。唯此知止不变的工夫，若非甘于寂寞的人，那是用不上力的。
人之自高自大者，正因他是无知；人之能够敬上而谦下者，正因他能知道自己之无知；人之无知而能自知为无知者，他已不是等闲的人物了。所以苏格拉底自谓他之过于人者，只是自知其无知而已！但要发觉自己的无知者，非要有寂寞的经验不可，一个不甘寂寞的人，他是不能自知其无知的，一个不能领会寂寞的人（像无有思想可用的动物一样），更是无法自知其无知的。故如庄子所说的;吾生也有涯，而知也无涯的警觉心，在一般人来说，那是谈不上的。
可是，我们不妨从现在开始，找一个寂寞的机会，或在深夜的床上，或在傍晚的天井里，或到空旷的原野，或到汪洋的海边，或坐林间的树下，或宿深山的梵刹，先让自己寂寞下来，然后再向自己发问：
我是什么？我从何处来？又将往何处去？
我认识自己吗？认识些什么？认识了多少？
我为何生在天地之间，如何生在天地之间，天地之间如何使我生存？
我对我的周遭事物，理解了多少？理解些什么？
我是人？人应如何？我已如何？
我觉得人生是痛苦的还是快乐的？痛苦何处来，快乐何处去？自知有苦乐，也能知道他人有苦乐吗？
我生于天地之间，对天地之间的一切万有，理解了多少？理解了些什么？
像这些问题，任便举出一个，必将无以回答，即使勉强回答，此一答案的分数，必也少得可怜！即使是集古来的大宗教家、大哲学家、大科学家，数千年研究的大成，也只说出了一点一滴、片鳞半爪而已。释迦世尊，虽称正遍知觉，但其所觉的形上境界，乃是唯证乃知的，乃是不假言说的，我们凡夫，自也无法从佛教的经论之中找到本末究竟。此一本末究竟或事物终始，仍须吾人从寂寞之中去开悟出来。
伟大的人物，都是从寂寞中来的，也唯有从寂寞中来的人，更能值得人们的尊敬。像西洋的哲学家中，斯宾诺莎甘于磨镜的寂寞，尼采甘于病痛的寂寞，其余如霍布士、笛卡儿、洛克、莱布尼兹、休谟、康德、叔本华等，皆甘于独身的寂寞。中国自颜回以下，贤哲之中，甘于陋巷布衣的寂寞者更多。纵使学优而仕，身居显要，但他们总是耿介质直，不阿不求，从政是为兼善天下而已，正是学以致用的表现。唯于伟人之中，寂寞一生者之精神作用，远较及身闻达之流，更能使人崇敬与向往，却是一个事实。这在宗教的行谊之中，尤其明显，一个高僧，只要能有彻底放下的决心，他们对于寂寞的生活，必能甘之如饴，世人视之为枯槁，他们住之如春风。因为一个真正的宗教家，特别是一个佛教的僧人，他们虽以出世为宗旨，却以入世为手段，他们的彻底放下，为的是要绝对的承当，若不先做去人欲而存;天理的工夫在前，自也无法担起自救救人救众生的重任在后。即使一个高僧，未尝真的在其一生之中，度尽一切众生，但却愿于生生世世，尽未来际，直到度尽众生为止，正因有其弘愿之所在，他们虽然枯坐于水边林下，亦同于心包太虚而与一切众生谈天说地了。近代的佛教界中，有一位弘一大师，他于出家之后，总是隐藏，总是甘于过他寂寞的生活，他在生前，著作无多，化众甚少，但其若有所言，必是悲悯恳切之词，必能语语感人，故到目前为止，不论僧俗，凡是知之者，谈起弘一大师，总会肃然起敬，这就是受他那种卓拔的人格所感。那种卓拔的人格，却是从寂寞的生活中，贞凝而成的。
一个甘于寂寞的人，根本不会想到寂寞的问题。人在单独的时候，会觉得寂寞，有了一个朋友交谈，便不寂寞了；一个甘心与寂寞为友的人，却将一切寂寞中的人当作自己的朋友，他将全部的心力，放在寂寞的朋友身上，为之发掘问题，并为想出解除问题的方法，以期拯救，以期安顿。因为凡人皆在寂寞之中而又不忍甘于寂寞，不甘寂寞的人是愚痴的，也是痛苦的，所以凡人皆在他的拯救之列，凡人皆是他所关心的朋友。那么试问：能以一切人乃至一切众生为朋友的人，他会感到寂寞吗？当然是不会的。
若想甘于寂寞，确非轻易之举，如果以甘于寂寞作为来日的晋升之资，期以十年寒窗，换取来日的衣锦荣贵，那是流俗的，那不叫作甘于寂寞，而是做的投资生意。离俗而处者，固为甘于寂寞的人，一个真能甘于寂寞的人，却并不一定要离群独居，像美国的林肯，像印度的甘地，都是寂寞的人。寂寞者不会考虑到自己的问题，他只希望同情一切人，了解一切人，并愿为一切人乃至一切众生承担问题而解除问题，他是忘我的，即使一切人乃至一切众生都把他当作敌人来攻击，他也必能在所不计，人皆以他为敌人，他却仍以朋友乃至慈母的心怀来爱之护之。所以佛教主张学佛者，应先空去一个我的观念，然后才能进入佛法的圣阶，因为人欲皆由我的观念而来，有我就有人欲，有人欲便不能甘于寂寞。
寂寞是可贵的，愿将此一短文，献给正在寂寞中的人。
